■黄竞浩

　　屈指数来，我和杨老师认识已经整整60年了。1965年9月新学期开学，嘉善县惠民中学初二班的我们迎来了新的语文老师——杨文学老师。他不高的身材，说话文质彬彬，举止温文尔雅，一上课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然而，杨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文革”开始了，书是读不成了，接着又是上山下乡，到1976年我师范毕业回到母校，杨老师已经调走了，我和杨老师有近50年未谋面。

　　1998年6月，大通中学与惠民中学合并重组，命名为嘉善县第五中学。历经近40个春秋的母校惠民中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于这所我读过书又工作过16年的学校，我是很有感情的，虽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历史不应被湮没。于是，我想写点什么，就想到了杨老师。

　　今年5月的一天，我几经辗转，找到了杨老师的住处，见到了这位我几十年前的老师。年近九十的他，还是那个样子，虽好像矮小了些，但仍精神矍铄，说话也还是那样慢条斯理，只是一只眼睛眼皮塌陷。见到这情形，往事不禁又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读初二时，教我们体育的是来自上海的朱老师，擅长踢足球。当时学校场地小，乡镇学校的体育课都不教踢足球，而我们学校比较特别，隔三岔五在体育课上踢足球，我们喜欢踢，朱老师也经常和我们一起踢。杨老师当时年纪轻，也喜欢运动，看见我们踢足球踢得兴高采烈，他也加入了“战团”。不料在一次踢球中，飞速袭来的足球击中了他的面门，有一只眼睛一下子就出血了。据杨老师说，之后到处求医问药，总是看不好，慢慢地，这只眼睛就萎缩了，看不见东西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写毛笔字。当时，杨老师除了教我们语文课外，每天下午上课前的15分钟写字课也是他负责的。记得每次上写字课，他总是拿着一块小黑板进教室，小黑板上用红漆画着醒目的九宫格。他把小黑板挂在大黑板上，拿出准备好的浓浓的石灰水，用大号毛笔蘸着石灰水在小黑板上演示，黑白分明，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写的一笔一画都端端正正的楷书，让我们在大楷本上照着写。可以说，我后来喜欢书法，就是因为杨老师的启蒙。

　　思绪拉回到了眼前，我们聊起了初创时期的惠民中学。惠民中学创建于1959年，其时嘉善并入嘉兴，故名为“嘉兴十九中学”。1961年恢复嘉善县建制，学校更名为“嘉善县惠民中学”。杨老师于1961年8月在当时的嘉兴师范学院毕业，和其他三位老师一起被分配到惠民中学工作。当时，学校规模极小，一个“工字型”的校舍，6间教室加3间小房间，一个初一班级、两个初二班级。学生来自惠民、大通、大云三个公社。学校的领导、会计及后勤都是中学、小学合在一起的。由于学校校舍紧张，杨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就住在小学里。

　　杨老师说，由于学校教师少，当时他除了教初二语文课和历史课外，还负责学校教学管理工作，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少先队总辅导员。

　　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及其他因素的影响，1962年，农村普遍缺粮。农村的粮食政策也随之改变，由按人口分粮改为按劳动工分分粮，因此，学校出现了大规模“流生”现象。为了动员学生返校，杨老师和其他老师在上课之余，分头到各个大队的学生家里家访，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有的学生家里去了多次，甚至给学生饭票。近一个月起早摸黑的家访，收效甚微，初一班只剩30多名学生，两个初二班并成了一个班，也只有40人。学生大幅度减少不说，校长、教师也有多人被调出，最后只剩下杨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惠民中学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面临着被撤掉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杨老师为学生着想，为农村教育着想，给嘉兴专署文教办去信，反映现状，陈述理由，希望保留学校。半个月后，县政府领导、公社党委书记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当场决定：学校不予撤销。几天后，县里派来一位校长，此后，惠民中学又逐渐发展起来。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杨老师说起这些往事来，还是清晰、明了，当时学校里其他教师的名字、调进调出的时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家访过的学生姓名也记得几乎一字不差。在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惠民中学为惠民、大通、大云三个公社培养了不少学生，这里面有着杨老师不可忽视的功劳。

　　临别时，杨老师坚持要送我。一路上又聊了许多，直至小区门口，我们才依依惜别。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由于家有老母需要照顾，杨老师去了家乡的学校——干窑中学，后又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了嘉善技校，最终在嘉善中专退休。勤恳的工作态度，平和的心态，使杨老师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作为学生，我真心祝愿老师身体康健、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