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绍桐

　　江南水乡虽产水稻，但面条也很受大家欢迎。一般人吃面，都是水开了下面条，再开了，把面捞起来，放入盛有高汤的碗中，加上预先炒好的浇头，拌匀后吃，很是鲜美。也有的碗里只是开水、盐、猪油和葱花，这是阳春面，也很香。考究一点的，炒好浇头，放些汤或水，捞起的面条放在里面烧一会儿，浇头的鲜味一直渗到面条里，这种落锅面，吃客们更喜爱。

　　糊涂面，现在很少有人吃，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特有的。糊涂面，是面条和菜一起煮得稀烂，里面的菜可以是青菜、小白菜、青南瓜、毛豆等，有什么就放什么。由于面条里含有碱，所以豆呀瓜呀都煮得极酥，很好吃。在买米、面都要凭粮票的时代，面中加入这些瓜菜，使原先分量的面条多了好多，而且有了瓜菜，就不用再放面浇头，一碗下肚，饭菜皆有。

　　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个“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绝大部分人都吃不饱，更别提鱼和肉了。

　　那时，人们的餐桌上很少有荤菜，鱼和肉、粮和油都凭票供应，每人一个月菜油二两半，肉不到半斤，连豆制品也凭票供应。副食品的匮乏，使肚皮里少油水，饭就特别吃得下。一顿起码吃两碗饭，男子和青少年吃三碗也很平常。可每月的定量哪经得起这么吃！于是，早晚两顿吃稀饭，豆子、红薯加进饭里，糊涂面也就“应运而生”了。

　　1962年6月，我虚龄18岁，在嘉兴师范读二年级，正是胃口好得出奇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也都胃口好得很。每天三顿吃多少，由班级生活委员预先统计，并收取饭票。有一天，生活委员告知，明天中午吃糊涂面。当时，我们每天一斤饭的定量，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早饭二两，午饭和晚饭各四两。这四两米饭也不过两饭碗，对于每顿能吃三碗饭的我们，也仅仅是不饿而已。生活委员告诉大家，糊涂面一两一碗。我想想平时吃两碗饭，还有菜，都是干头货，如有点汤汤水水，差不多要四碗了，于是我订了四两糊涂面。

　　第二天中午，来到饭厅，各班都把自己班的糊涂面领来了，整个饭厅充满了面条、毛豆、南瓜的香味。大家排队盛了自己订的糊涂面，当然是一两一碗地盛。全班同学都把订的盛完了，饭桶中还留下许多，于是生活委员分给每人一勺，正好是一碗。我此时已经四碗下肚，应该是吃饱了，但是听同学说，这种面一半是菜，还有面汤，不耐饥，一会儿就饿了。想想也是，有句老古话叫：“粥半夜，面黄昏。”说的就是面条比粥都不耐饥。再者也舍不得放弃，于是第五碗糊涂面下肚。谁知一圈分下来，还多！于是再来一碗，吃下六碗啦。还是多，每人再一碗，我实在吃不下了，把它带到寝室里。

　　午睡醒来，一点半要上课的，这碗糊涂面怎么办？干脆吃掉吧！于是，第七碗面也下肚了。从十一点半到下午一点多，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吃掉了七碗糊涂面！放现在是一天三顿的饭量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肉类和食用油太少的缘故。

　　这事过去了60年，每当和同学谈起，总是既好笑又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