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勤方

　　彰显嘉善文化理性思想的学识认知

　　（一）耕读传家与崇教尚学

　　嘉善曾经有过一座祭祀孟子的亚圣庙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状元蔡以台留有一篇《亚圣南祠始末记》的文稿，乾隆三十四年（1769）奉诏重修亚圣庙时，将其勒石树碑立于庙门口。时任浙江巡抚的熊学鹏题有两匾额：“三迁遗教”“道承三圣”。蔡状元在文中详细记录了亚圣南祠建造、迁移的历史。

　　宋室南渡，儒教的两大标志宗祠都随扈先后落户浙境。南孔迁衢州，南孟先迁苏州，元末移枫泾，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再移嘉善“永七区丰字圩”，即县学孔庙之南，名亚圣庙（另：亚圣孟子在诸暨也有宗祠，传宋高宗还有手书赐堂号“仁寿堂”）。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明清至近代以来，有孟庙的诸暨和嘉善两地都是著名的科教繁盛之地，只不过诸暨的孟庙至今依然香火缭绕，而嘉善的孟庙却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那么，就依县志上的文字记载，梳理一下嘉善孟庙的建设和规模，聊作纪念。宋靖康二年（1127），孔、孟后代“咸扈跸来杭，孔赐第衢州，孟赐第苏州，各敕建庙殷祀，赐田以供粢盛”。元至正初，庙圮，移风泾（枫泾）镇。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移嘉善县城新建，规模“仿邹庙式”，设计建正殿、正寝、两庑、邾国公（孟父）殿、宣献夫人（孟母）殿、启贤门、钟灵门、毓秀门、继往圣坊、开来学坊等，但因在城中“湫隘迫促”，虽奉诏并拨银，两年后亦仅建有前殿亚圣殿、后殿启贤殿等。后世几经圮废、修建，清光绪三年（1877）邑集资重建，次年恢复建成正殿、后殿。

　　还能看见种植于明宣德年间的一株古老柏树

　　明宣德五年（1430）嘉善建县。汾湖义民陆坦献地（今二高所在地）。宣德七年（1432），知县郑时兴建儒学，即后之县学学宫。陆坦“捐金三百有奇建礼殿（大成殿），越明年孟夏落成”。而后历经百年之久，历代增修增建，终于建成了“甲于诸邑”的壮丽学宫，有大成殿、明伦堂、聚乐堂，有启圣祠、崇圣库、兴文土地祠，有名宦祠、乡贤祠，有儒学门、谒圣门、棂星门，有仰高亭、敬一亭、静寿亭和动乐亭，还有巘山、泮池、宫墙等。梳理县志所载，自清康熙年间以后，先后在大成殿恭悬的御书匾额有：康熙题“万世师表”、雍正题“生民未有”、乾隆题“与天地参”、嘉庆题“圣集大成”，从中或许也可窥得嘉善科教在明清两朝曾经的辉煌。

　　1995年版《嘉善县志》的“教育”编中有两张表格，分别汇总了“置县以来历朝科贡情况”和“明清两代巍科人物题名录”，从明宣德五年（1430）置县，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停止科举取士，476年间嘉善累计登第进士187名、举人510名、“五贡”493名；其中，巍科人物13人次，是全国出巍科人物最多的26个县之一。

　　走进学宫故地，可以看到种植于近600年前的一株古老柏树，依然陪伴着莘莘学子的琅琅书声……

　　不该遗忘已埋没在故书堆里的那些乡村义塾

　　宋元以来，境内的乡绅、富户将兴办义塾作为积德行善的义举，让贫寒子弟能免费入学，让耕读传家成为一种风气。

　　首先要说陶氏义塾。南宋绍兴年间，保义郎陶文幹自姑苏迁居柳溪，兴建南陶庄、北陶庄，从此陶庄镇便世家鼎峙，桥亭相望。陶家义塾的开设，让嘉善境内开始有了面向贫寒子弟入学受教的机构，这是嘉善有史料记载最早的一所义塾。及至元代，史料记载有两所义塾，一是吴森捐田200亩在魏塘创设的吴氏义塾，一所是戴光远献良田500亩在风泾创设的戴氏义塾。明正德年间，献地建县学的汾湖陆氏（陆坦之子陆琦）在汾湖南岸建馆舍、献田500亩创设了陆氏义塾。入清以后，记载的义塾还有：清康熙年间知县于舜枚在魏塘创建了西义学，嘉庆举人魏行在西塘创设四贤祠义塾，道光年间邑绅程学珠捐田500亩建程氏义塾，光绪年间知县江峰青倡议并集募200亩学田在罗星台东建东关外义学，还有钱氏人家在魏塘杨王庙设钱氏义学。

　　义塾作为县学、社学（设在乡镇地区的官办初等教育机构）的补充，和私塾相比，虽然设施条件更简陋，教学内容、形式更简单，但其播撒耕读传家的种子更广泛，对社会教化更深入、更普遍。义塾的存在，让琅琅书声在广阔的田野上空持续飘荡成为可能、成为现实。

　　（二）积德行善与礼义崇仁

　　明万历举人吴志远在祥符荡畔建造了“荻秋”书院

　　清光绪县志关于“荻秋”主人理学家吴志远的传略中有一句评价：“武塘理学自龙溪后，复振于志远。”

　　明正德十二年（1517），县丞倪玑在县治东建思贤书院，理学大家王畿（号龙溪）驻院主持，为嘉善理学兴盛开先河。到万历十六年（1588），吴志远结庐“荻秋”于祥符荡畔，与东林学派高攀龙、归子慕等往来谈道，嘉善遂成名震一时的理学高地。

　　在其前后，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理学名士大家。县志人物志专列有“理学”一章罗列了明清两代17位有影响的理学家，从传略的文字中可以读出每一位人物在理学修为上的不同与卓越。明代有11位，钱承统（静修）、丁寅（笃行）、曹津（孝德）、曹穗（孝义、性理）、夏九鼎（良知）、吴志远（“兴文造士”）、曹烈（无欲、立诚）、卞洪载（笃信、静冶）、李奇玉（清慎）、钱栻（仁义）、陈龙正（“有体无用”）。清代有6位，沈岗（诚笃）、李公柱（“居敬穷理”）、陈揆（敦行、周急）、毛正学（“事亲尽孝”）、沈煌（“笃志励行”）、徐善建（笃信）。

　　明末文学少年魏学洢曾在“荻秋”书院求学，后以“门人”身份写有《雪鸥阁记》一文，为后世留下了关于书院建设的宝贵记录：“雪鸥阁者何？荻秋庵雪鸥阁也。荻秋庵者何？子吴子别业也。”“荻秋”书院的建筑有雪鸥阁、点瑟轩、巢居、班荆馆等。“获秋”书院的存在，让嘉善的文人学子和明末的东林党发生关系，也让以魏大中为代表的一批士人陷入了残酷而又血腥的党争之中，以至魏氏一族以“忠孝萃于一家”而致父惨死、子殉孝。“荻秋”书院的湮没、消逝，也因明末党争之故。

　　需要补充一下：书院是古代就有的教育机构，有官府设立，也有民间创设。始于唐，而至宋则为正式教育机构。其中，官办的多数是备作科举考试场所的。嘉善最早创办的书院是县丞倪玑创设的思贤书院（崇祯年间被毁于兵燹），思贤者，追思乡里先贤陆贽之谓。此外，明崇祯十年（1637）知县李陈玉在柳洲亭东北建鹤湖书院（清废）；清乾隆二年（1737）知县张圣训在城东大安坊原程氏别墅重修改设为魏塘书院；同治七年（1868）邑绅陈宗溥、郁以瀚在枫泾镇创设枫泾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邑绅郁洪谟、胡趋仁借斜塘南栅育婴堂设平川书院，后迁北栅四贤祠。

　　明崇祯年间“一代醇儒”陈龙正的理学实践

　　“少从吴武部志远游。已又事高忠宪，得复约身心之学，以为儒者贵名实兼备，有体无用，无益也。故其学精研性理，而旁畅经济。”这是清光绪县志关于陈龙正的传略所云。

　　陈龙正（？~1645），字惕龙，号几亭，私谥“文洁”。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中书舍人。无论是中书舍人陈龙正，还是善政实践家陈龙正，其一生的作为始终体现的是“生生为心”的理学宗旨，表达的是“为民而事君”的思想理念。

　　作为明末士绅社会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陈龙正可算是自唐宋以降嘉善历史人物分水岭的象征。在其之前，包括陈龙正在内，嘉善涌现出众多在历朝历代有政治影响的家族和人物。而在其之后，或者更确切的表达是自明亡之后，嘉善的士族门阀都以一种自觉的形态，远离了政治，远离了朝政。

　　明末社会，陈龙正以及同善会的存在，其背后是能够看得见在江南社会，家族经济、文化正在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进步的支撑力量。但是随着明清的朝代更替，以陈龙正为代表的家族和由这些士绅阶层支撑的同善会这样的社会组织，也应声而消逝。以至于到清光绪县志的陈龙正传略中，作为陈龙正一生最有建树的“同善会”，竟一字未提及。个中原因，除了统治者的意志外，更多的或许也是社会管理形态的真实写照：士绅阶层始终没有能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陈龙正作为历史的存在，其因时救荒的实践探索，最重要的便是其对“同善会”创建、推进。崇祯四年（1631），陈龙正创立同善会，秉持一方富户救助一方贫民的理念施行赈灾救济。从设立会馆、筹募会资、组织会讲到建设义庄、社仓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和管理形态，开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先河。

　　作为一代理学大家，我们对陈龙正的思想和实践的关注、研究和宣传做得很少。《几亭全书》堪称是一部独具史料价值的晚明江南社会、经济、文化全书。其中，陈龙正的“荒政”思想、理念，更是既有实践探索总结、又有理性研讨体验，值得后世深入研究、大力追捧。

　　袁黄（号了凡）的“立命之学”，因是训子之作，所以更多的是修身以改变命运，重于利己，是思想之著。陈龙正的“荒政”思想、理念和实践，因是赈济救灾，所以更多的是舍小家以济度众生，重于利他，是行动指导。

　　（三）立德立言与著述传道

　　慈山居士完成了一件被后世广为传颂的文化精品

　　清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望日，曹庭栋在东园的清气阁内，终于完成了那一部题咏县域各地名胜的诗稿《魏塘纪胜》。十八年以后，也就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中秋时节，曹庭栋又完成了“索邑中胜地胜事，有前所未纪者而纪之”的《续魏塘纪胜》。生活相当优渥闲适的慈山居士，在闲暇之时，信手便完成了一件被后世广为传颂的文化精品。

　　依照曹庭栋自述的著述体例，《魏塘纪胜》和《续魏塘纪胜》两册，共有162首胜地、胜事的题咏诗，其中，《魏塘纪胜》100首，《续魏塘纪胜》62首。在《续魏塘纪胜》62首诗中，有12首吟咏其自家院落东园里的林庐景象。两卷中合计150首题咏县域内胜景胜事的诗，生动展示了以县城魏塘为中心的嘉善文化胜景。

　　明清两代嘉善的名门望族在城乡建筑的别业，如宋之陆庄（陆瑀），元之水村（钱重鼎），明之北山草堂（沈莱）、桐村小隐（周鼎）、梅花渡（支如玉）、客园（钱继登）、溪嘿（钱继章）、遁溪（钱士升），清之东园（曹庭栋）、桑榆小筑（钱栴）等，是文人雅士聚集交流之地，也是主人著书立说之所。“水村”成为了一种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桐村给后世留下了一份记录江南各地有名望人家的地方史料，钱继登用诗词让“柳洲词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登堂亮相，曹庭栋以《老老恒言》成就了一代养生大家。

　　作为素有文化之邦美誉的嘉善一邑，在明清两代被县志收录的历代像曹庭栋这样的文苑人物共计788人，记载为《四库全书》（有三位嘉善学者参与编纂《四库全书》：谢墉、钱樾、钱清履；贵为帝师的谢墉担任这部浩大巨著的总阅官，钱樾担任缮书处分校官，钱清履“校录群籍”）收录或存目的嘉善籍人士著述的经史子集各类作品有70余种。科举之外，嘉善众士子或潜心于著书立说，或沉浸于藏书刻书，使善邑一地的文化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

　　清嘉庆年间钱樾将元季画家吴镇草书《心经》带回了老家

　　清嘉庆十年（1805），在朝为官四十余年的钱樾，终于离开京城朝堂匆匆赶往江南老家。

　　钱樾（1743~1815），字抚棠，号黼堂，魏塘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钱樾随身带着两件宝贝，一件是乾隆帝当年赏赐的龙尾石砚，另一件是做成亲王老师时获赠的元季画家吴镇草书《心经》。

　　荣归故里的钱樾，不再过问地方政务，也不去拜访地方官员，修身养性，享受着颐养天年的快乐与幸福。他将破旧老宅精心收拾整修了一番，把中厅大堂翻建成了“传砚堂”，张扬赐砚恩泽。又用勒石摹写的方法，让梅花道人仅存于世的草书长卷《心经》，在四百多年以后和梅花道人重结墨缘：“广此意，摹泐上石，置之梅花庵中，更与道人结一重翰墨缘也。”钱樾的这个行为，为嘉善文化历史书写了魅力永恒的光彩。

　　清代的枫泾镇上建有四大藏书楼

　　限于手头史料，无法交代县城魏塘及西塘、陶庄等千年老镇在明清时期曾经拥有的藏书楼（室）情况。

　　宋代的活字印刷发明，对书籍印刷业的发展促进可说是一种飞跃。到明清以后，特别是清代的江南文化发展，有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现象：藏书。如果说明万历年间在嘉兴的项元汴以“天籁阁”书写了中国书画作品收藏绝响一页的话，那么自明而入清的宁波天一阁等便是浙江藏书之盛的标志与象征。“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独占”，而枫泾南镇（以前南镇属嘉善县管辖）四大藏书家和藏书楼的出现，应该可算得是嘉善文化的一份光彩。

　　四大藏书家和藏书楼分别是孙琮的山晓阁、程维岳的凇笠斋、谢恭铭的望云楼、程文荣的茹古楼。孙琮（1636~？），字执升，号寒巢。好藏书，所居山晓阁乔木参云，有藏书万卷。程维岳（约1740~?），字申伯，号爱庐。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官礼部郎中、监察御史等，辞归后一心著书立说，曾任职无锡东林书院主讲。藏书楼名凇笠斋，有书两万多卷。谢恭铭（1754~1820），字寿绅，号若农。明万历知县谢应祥后裔，清帝师谢墉次子。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官至内阁中书。藏书楼名望云，藏书达万卷之多。程文荣（约1790~1853），字鱼石，号兰川，又号南村。藏书楼名茹古，藏书万卷。

　　（四）众教融合与世俗教化

　　居士袁黄在明万历年间倡议刻印《嘉兴藏》

　　明万历元年（1573），在大胜禅寺习静时，袁黄与寺僧幻余禅师议起刻印《嘉兴藏》，迅即得到云谷、紫柏、真可等一众高僧和陆光祖、冯梦祯等社会贤达的认可、支持。从明末到清初，《嘉兴藏》始终是在民间僧众及士人的参与下刻印，并集结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一部大藏经，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内容完整性，是明清禅宗史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

　　《嘉兴藏》的刻印实践，本身就是宗教世俗化的一个过程。经是佛经，但已经不限于寺院，也不限于僧侣，而是倡议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支持。

　　供奉地方神祇是宗教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按史料记载，县域内最早的佛寺为慈云禅寺，创建于三国东吴时期（222~280），建有大雄宝殿、千佛阁及两座方形阿育王塔等。最早的道院是风泾的澄真道院，相传建于汉代。唐佛宋道，唐建的寺观有干窑北大圣寺，魏塘大胜寺、景德寺，风泾仁济道院、魏塘神仙宫等；宋建的有大胜寺泗洲塔，陶庄圆觉禅院，魏塘东岳行宫、宁和道院，陶庄清宁道院，西塘东岳庙、福源宫，风泾玉虚观等。到清末，全境有禅寺9座、禅院12座，有道观22座。另有释道合一的关帝庙5座。

　　寺庙供奉有如来、观音、弥陀、韦陀等，还供奉有二老爷（救过朱元璋的英烈侯，45处）、七老爷（护国随粮王，11处）、施王老爷（抗金英雄施全，10处）、刘王老爷（灭蝗英雄刘承忠，7处）、刘猛将军（驱蝗神，3处），还有龙王、牛神、天花司神痘花菩萨、蚕花菩萨、城隍等地方神祇。地方神祇“出会”有水会、旱会、夜会，既是祭神庙会，又是民间社交贸易活动，神明走入了民间，与大众疾苦与共、哀乐相依。

　　洋教的进驻与发展

　　有史料记载在明末清初，浙东天主教传教过程中，魏学濂、魏学渠两人都参与了相关活动。葡萄牙传教士孟儒望著《天学略义》一书，1642年在宁波刻印，有言“槜李魏学濂、甬东朱宗元校正”。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利安当著《天儒印》一书，书中有署为“康熙甲辰（1664）夏闰浙嘉善魏学渠敬题”的序，云：“余发未燥时，窃见先庶尝从诸西先生游，谈理测数殚精极微。”县博物馆也采信了上述所说。只是，由此而论天主教此时已在境内传播，或许还是很牵强的。

　　嘉善天主教堂最早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西门周姓居民十余人原在平湖天主堂受洗入教，因瞻礼不便，所以设堂行祈祷仪式。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花园弄底置田建房14间作教堂，民国八年（1919）神甫驻堂，民国十二年（1923）建圣楼1座，民国十四年（1925）建女教堂1座。在大通、干窑、大舜、凤桐、大云、西塘、善西、嘉兴湘店等地发展有8所分堂。

　　嘉善基督教传入始于清咸丰四年（1854），光绪十九年（1893）在马路口建福音堂。后在西塘、枫泾、大通、杨庙、天凝等地布点，到解放前统计有耶稣堂6座、福音堂2座、天命堂1座，另有聚会点4处、布道所2处和临时点1处。

　　用散点平视的眼光来审视，忽然发现在江南文化的天幕上，明清时期的嘉善“表情”很有个性、很有特色。将各种文化的表达形态割裂、分解，然后再努力去抽出其独一无二的存在。立足于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之上的文化，明清时期嘉善的表达丰满而又精彩。我们需要一份感慨，感慨嘉善文化曾经的辉煌。我们也需要一声叹息，叹息那些消逝的传统文化。

　　或许，因为在相互联系和共同促进的逻辑思考相对缺失，所以对每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解析，会有较散乱和孤独的感觉。换句话说，便是可以拿到手的史料堆积。但是，史料如山，史料如海。倘若真的能够站立在这一堆史料面前，去思索明清嘉善文化内在的理想，去探究明清嘉善文化形而上的外在表现，用自觉、自信和努力，继承传统，创造创新，嘉善文化一定会在新时代再写崭新篇章。

　　在感慨和叹息的时候，我们这样相信。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