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竞浩

　　在电话还是奢侈品的上世纪80年代初，书信是主要的通讯方式。我的这位学生，是和我书信来往最多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学校办到家门口”的号召下，大队里的小学办起“戴帽子初中班”，我工作的乡镇中学也办起了高中班。我的这位学生是我教的第二届高中学生，来自隔壁公社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但成绩不理想。那年暑假，我收到了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他说回家后一直很郁闷，许多同学选择到县城的中学读高复班，准备明年再考，自己也很想去，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父母让他在家干活算了，说乡下人哪是读书的料，但他还是心有不甘，问我该怎么办。我很理解他处于人生第一次选择时的心情。我知道国家每年都征兵，所以，我给他回信，除了安慰之外，还出主意让他准备应征入伍，如果能当兵的话，既可以不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又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开了个好头。

　　他听了我的话，没去上高复班。就在这一年，他政审、体检合格，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他到部队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信里有一张他的照片，一身军装，精神气爽，腰间束着皮带，右侧还别着一把小手枪。在信里，他给我讲述了新兵训练的艰苦，说这些苦没什么，能扛得住。还说照片上的手枪只是个套子，是借来的，他们新兵都这样照张相寄回家。他就是这样实在。

　　之后，他始终没有忘记我这老师，遇上种种烦恼都会向我倾诉。家在农村，父母都没有文化，就是跟他们讲，也无济于事，所以，每每有烦心事，一封书信寄到我这里，诉说的有之，讨教的有之。我呢，有信必回，给他说些适应环境的道理、待人处世的方法，帮他排解一些心头的郁闷。每次回来探亲，他都会穿着整洁的军装，特地到我家来看望我。

　　农村的孩子，很淳朴，早懂事。读书时十七八岁，瘦瘦的，到了部队历练，每回来一次，都感觉他长高了，长结实了，越来越成熟了。

　　后来，他终于有机会上了军校，毕业后担任排长，入了党，再后来升连长、营长，结婚了，家属随军。过了十七八年后，他才转业，回到家乡。回来后，他在机关工作，虽然很忙，但我们经常会聚聚。

　　前两年，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他体检时发现肺部有个肿块，我心里就很着急，催他去上海治疗。他在上海手术后回家，我就和他的几名同学一起，急匆匆地去他家看望。知道病情并不严重，而且切除的淋巴活检均是阴性，稍感坦然，心想这个难关应该过了。

　　可是两年后的一天，上午10点多，我接到他同学打来的电话，说他已于9时30分离世。正准备烧中饭的我，一时感觉晴天霹雳，茫然不知所措。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走得这么快，这么突然。就在这之前，我碰到他单位的一位同事，问起他时得知他情况不太好。我马上约他的要好同学，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之后，我一直在等电话，谁知等到的却是他已离世的不幸消息。我真懊悔，怎么就没有早点去见他一面。

　　匆匆吃了中饭，我就急急地赶往公墓。走进灵堂，他的爱人一看到我，便失声痛哭。看着安卧着的他，我禁不住眼泪簌簌而下。

　　我坐在他的身旁，看着他熟悉的脸庞，真想再和他说说话。想起前阵子，我在微信里让他发一张他孙女的照片，我看到一个可爱娃娃的照片，下面还有一句话：“我的宝贝孙囡。”我实在想不到，当时他正在住院，且已病入膏肓。

　　每年，他们这些同学都要相聚，每次都邀请我，他也是每次必到。憨厚的笑脸，略带大通口音的话语，富有军人气魄的笔直腰板，融入大家的和谐气氛之中。就在去年，他们十几名同学，嘉善的，嘉兴的，杭州的，上海的，齐聚在嘉善某饭店，我拿出新出版的书和写的毛笔字赠送给大家，师生欢聚，其乐融融。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身体不适，但是他说“同学聚会，我撑着也要去的”。席间，我们竟都不知道他是强忍着病痛而来，如此坚毅，如此重情。

　　为了弥补他病重期间没有去看望的缺憾，在最后的三天时间，我天天都去看望他，直至送入天国。但即使看上百次，也无法弥补缺憾。我暗暗地说，逝者长已矣，存者徒伤悲。当我们这些师生再聚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找你！

　　风雨终歇，吹落的花瓣终将归于大地。愿他如曾绚烂绽放的花一般，以另一种形式存于自然，永远被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