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益

　　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没有在本地下乡，而是支边去了北方。工作几年后，终于有机会回家探亲。回来后与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们聊别后的工作、生活，我说我那里的生活比在这边下乡的人艰苦，他们说在本地下乡的人肯定比不上我，我表示不信。“不信你去看看。”他们说。于是，决定第二天去大云的一个村里，看看在那里插队落户的小伙伴吴弟。

　　第二天一早，我与吴弟的表哥、另一小伙伴小刘在县城人民桥旁集合。本来准备在人民桥旁的轮船码头坐船去大云，小刘说还是走着去吧，一是坐船到大云后还得走回头路，二是我们走过去还能顺路到他亲戚家转转，或许还能买上一只鸡。那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不怕走远路。就这样朝东走，在罗星桥那里向南踏上乡间小路。

　　我们走的乡间小路还算好走，不是田与田之间很窄的“田埂路”，而是比较宽的机耕路。本来我平时爬山爬惯了，走这“平坦”的路应该不会觉得累，但这次我感觉有点累，可能是因为我穿了皮鞋。小刘真的在亲戚那里捉了只鸡，我拿出5元钱给他亲戚，他亲戚坚决不肯收钱。

　　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终于来到了吴弟的知青小屋前。知青小屋有三间房，东面这间房是吴弟住的，约20平方米。不过，吴弟此时不在家，对面供销社“下伸店”的店员告诉我们，吴弟出工干活去了，等一会就回来了。我们就不请自进推开了吴弟没上锁的知青小屋门。

　　这小屋的南北墙各有一扇小窗户，使屋内的光线显得比较明亮。在门口旁边有个“一眼灶”，灶头台面有点乌黑，那时还没兴贴瓷砖，石灰台面时间长了留下一些污渍便擦不干净了；灶旁有一口没盖子的小水缸，灶口处稻草堆了一地，屋中间放着一些农具。最里边靠北窗左面是一张朝南北方向放的“竹垫子”床；床前，也就是临北窗下有一张小长方形的木板桌（后来据吴弟讲这张桌子就是饭桌，平时也在那里看书写字）；屋内还有一条长条凳、一只木水桶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从表面上看，有这些家具，一个人在这儿生活是可以了，但是实际情况却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打开灶上的锅盖，里面贴在锅边上还有点剩饭（后来据吴弟讲这是他的中饭，收工回来后只要热一下就行了）。趁吴弟还没回家，我们先把锅里的饭盛出来，打算先烧水、杀鸡，再煮鸡、炒菜。然而等鸡杀好正要煮时，却找不到料酒、老姜和葱，只找到一点点盐，再看看米缸，米缸里没有米。小刘打算到对面的“下伸店”买点调味品，可“下伸店”的店员说不卖给他。为什么不卖？我到“下伸店”问，店员说吴弟还欠着店里的钱没还，这次又要来买，算谁欠的，什么时候还？当时我想，吴弟家又不是贫困户，怎么连买调味品也欠钱还不起了呢？下乡就这么苦，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能保证？平时口袋里真的没钱，要等到年底“分红”后才能把欠款付了？而小刘告诉我年底能分到几十元钱算不错了，有的还“透支”（即扣除已拿的米、菜、柴等之后无钱可分，甚至倒欠）。我是每月拿工资的人，只要平时不乱花钱，买些日常用品没有问题，真没想到他们下乡知青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小刘倒还好，到年底能分到几十元钱，可应付下一年的支出。

　　我了解到吴弟的这一经济情况后，我想既然来了，就“款待”一下小屋主人吧，改善一下伙食。我问店员，吴弟共欠了多少钱？店员说，十多元钱。我说由我付了吧，再买点咸肉、酱油、黄酒、老姜、葱等。店员迟疑地问我：“你带钱了吗？先给我看看钱，再给你拿货。”可能店员以为我是从外村来的知青，怕我拿了东西不给钱。于是，我拿出钱包打开夹层给他看，店员这才肯把我要的东西一样样拿给我，我结账时连同吴弟的欠款一起结了。

　　吴弟收工回来，看见我们来了显然很高兴，可他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我猜想他可能在考虑突然来了三个人拿什么东西招待。表哥见状忙说：“锅里鸡都煮好了，就缺点白菜、青菜之类的，对了，米在哪里？”吴弟这才缓过神来，又匆匆出了门。不一会儿，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株白菜和一碗米。

　　白菜炒好后，米饭还在煮，我们就开始吃喝起来了。吴弟的表哥和小刘都问我，现在相信他们的话了吧，是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苦？因为我在外地工作每月有工资可领，虽然没有大米吃，但有杂粮、面粉，又是集体生活，不用自己做饭，可以吃食堂。

　　说话间，我们发现窗户外站着三四个人正往里看，还指指点点的。吴弟的表哥走到门口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他们却站着不动。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小刘是隔壁村的知青，了解村俗，就把我带来的“牡丹牌”香烟拿到门口递给他们，他们挥手示意不要。又过了一会儿，门口走进来一位中年人，吴弟介绍说这位是政治队长（当时的政治队长主要负责组织学习、民兵管理、调解纠纷等工作，同时也负责对外来人员的“审查”）。

　　政治队长进来后，直接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当时就明白了要查我的身份，应该是有人“举报”了我这个“外人”，穿着本地还没流行的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抽着当时属于高级货的香烟，口袋里还有好几张十元面额的钞票，好像感觉有点来路不正。我理解他的“职责”，就从口袋里掏出我工作所在地的“边境地区居民证”，红色的封面，内页第一页（印有“边境地区居民证”的字）没给他看，直接翻到第二三页，左面一页印有鲜红的当地公安局印章，右面一页贴有我的照片，照片上有钢印。政治队长看了之后，连忙说“对不住，你们吃你们吃”，便退出了知青小屋。

　　后来吴弟考上了医学院，毕业后在嘉兴的医院工作，我也调回家乡工作了。一晃50年过去了，知青小屋既承载着我们火红的青春，也铭刻下那段艰难岁月的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