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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足迹

  ■三篰草

  前段时间,儿子去干窑中学办事。偶然发现该校的历届毕(结)业学生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我是1963届的学生。儿子将名单拍下来传输给我,这份名单让我的求学足迹一下子清晰起来。

  1960年正处于“三年饥荒”时期,同一年到干窑去求学的学生中,我们姚庄北岳(如今为北鹤)村有13人之多。因为我们村的水稻产量比较高,社员们有饭吃,这是供孩子上学的基本保障。

  当时,行政区域合并成风,嘉善合并给了嘉兴。干窑公社是由干窑、范泾、里泽、姚庄四乡合并而成的大公社。干窑公社新建的学校成了嘉兴第十七中学。那年,我刚从姚庄社中心小学毕业,有幸成为该校的第一届新生。

  回想起来,我刚报到时,新建的校舍才竣工,碎砖破瓦到处都是,掏空的石灰坑张着大嘴。劳动课,老师布置学生打扫卫生,搬除瓦砾,填平坑坑洼洼。很快就要到冬天了,教室的窗户还没安上玻璃(或许是因为物资供应紧张的缘故),只好用透明的尼龙纸封一下。风一吹,发出“哗嗒哗嗒”的声音,仿佛还回响在耳边。

  儿子还传给我一份缴费清单。我一看,账单显示:本学期应缴费9元。我是分两次交清的,第一次3.3元,第二次5.7元。想来一定是家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难道区区9块钱都拿不出来?可别用现在的眼光看待那时的钱。1960年的消费水平很低,学徒工工资每月18元,普通小店员每月也就25元工资,但够养活一家子了。在街上念书,有时嘴馋了,去店里吃碗阳春面也就8分钱。

  住校生吃食堂,学生从家里带来大米,用饭盒蒸饭。米和水放多放少由着自己。家庭粮食紧缺的,饭盒里放的米少水多,蒸出来的是稀饭。过饭吃的也是家里带的咸菜。周六回家,帮家里干点家务活。周日回校时提只米袋,装上不多的大米,放进装着咸菜的瓶子,一周的伙食就能马马虎虎地应付了。

  我家经济条件在村里还算宽裕。父母关照我,在学校吃得好一点,可长个,还总是让我兜里囥点零钱,可以随时改善一下伙食。那时猪肉供应紧张,学校食堂难得吃肉。要是哪天食堂专供老师的窗口递出红烧肉来,尽管只有一小块,底下还尽是青菜,但也足以让人流口水。多少钱一份?每份一毛五。想改善一下伙食,哪知道,红烧肉没学生的份,即使有菜票也买不着。那天,窗口正好有红烧肉供应,我直勾勾地看着,教我们数学的顾老师看到了就问:“想吃吗?来,我帮你买!”说是帮我买,其实是把她那份让给我了,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

  因为离家有十几里路,若不是农忙季节,我每隔一周回一趟家。某个周六晚,闲得无聊,就去街上溜达,鬼使神差地进了饭店,用眼一瞄价格表,“营养菜每份0.2元”。称得“营养菜”,还比红烧肉贵,想必很营养。父母关照的话在耳边响起。来时我看到街道旁的黑市上有人在偷偷卖熟鸡腿。一问,一只鸡腿3元钱,乖乖,吓得我直咂舌。我想“营养菜”一定比红烧肉更美味,比鸡腿更有营养吧!怎么都得尝一下,那就来一份呗!等店小二把菜端来,我一看就傻眼了,这不是豆腐渣吗!豆腐渣是做豆腐的下脚料,乡下都给猪吃!看着菜,不吃,心痛;吃,难咽。

  这样说来,9元钱的学费还真不便宜。难怪有许多农村家庭因为拿不出钱来付学费,只得让孩子辍学,毕竟能享受减免学费的只是少数。

  我清晰记得,有个同村的同班同学,突然发觉自己放在枕边的米袋子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可是他一周的吃粮呀,他说回家取粮,就再也没见他来上学。

  我欣喜地将1963届毕(结)业学生名单发给当年同窗的顾同学。老同学说当年的读书情景至今依旧历历在目,他感慨:“每次考试,目标是95分以上,数理化心中目标是98分。一旦考个95以下,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了。”

  尽管老同学是当年班级里的佼佼者,可初中毕业就辍学。用他的话来说:“完成了毕业考,第二天就在田间耘稻了。”

  他还说:“老师到我家做工作,希望我参加升学考。我母亲说,茜泾塘上的轮船队,拖的船太多,拖不动了。家里四个孩子,负担重,身为老大要帮家里减轻负担。”

  指望出息,谁来成全?读书是农村学生的唯一出路,课本指路,老师引路,成全得靠自己,不少农村学生读书特别用功。那时,平时考试按百分制批改,期末总评用5分制。凡期末大考未达95分的,就无法得5分。班级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农村学生不在少数。在干窑读书的时候,我长得又黑又瘦,让我很自卑,向往能做“街上人”。我心里清楚,想要让同学看得起,就得用考试成绩来证明自己;想要在同学面前叽叽喳喳,就得有说话资本才行。我是数学课代表。顾老师在课堂上说:“同学们要是有什么难解的数学题,可问课代表。”话就像寒冬里的一股阳光,照得我心里暖洋洋。在自己的努力下,我获得了门门功课皆5分的好成绩。

  我的读书经历也是风波迭起。在那张收费账单上,我名字一栏的边上还有注脚——转学。是呀!初二下半学期,我们北岳村的学生都转学到位于西塘镇的嘉兴第十四中学。可惜当时的农民觉得吃饱肚皮比读书识字更实在,为此不少同学辍学了,当初的13位同学只剩下3人。更想不到的是,到西塘上了一学期,该读初三了,父亲却让我下田挣工分。念不成书让我很伤心。后来在二哥的不断游说下,我终于得以复学。落下不少功课不说,还捞来个“旁听生”的份额。没承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初三毕业时,我获得了校级三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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