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江南，那便拥有着一份天然属性。
江南文化作为一个主体性的概念，一般是从关注明清江南社会开始的，而且，关注的重点就是太湖流域。历来被誉为“吴根越角”的嘉善地区，虽然析置建县的时间不长，但在江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过程之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长期发展的历史渊源，呈现出独具个性的内容表达和形态丰富的样式展示，是一个在江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蕞尔小县”。
让我们站立于江南文化繁荣与发展的角度，去探视明清时期的嘉善社会进步与文化表达，从而进一步认知嘉善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人文价值。
■陆勤方
承载嘉善文化农耕烙印的经济形态
（一）重赋，让粮食生产成为农耕主业
地广赋繁是明朝宣德年间大理寺卿胡概奏请划分增县的理由
按一般的江南史学研究认知，浙北的杭嘉湖平原自六朝以来，便是皇粮的主产区，是粮赋的重地。倘依韩愈所说的，江南重赋或许可以上溯至唐朝中期，明代学者丘浚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换言之，赋出江南，赋重江南，是由来久远，千年百年因袭不变。
嘉善，又是江南粮赋重中之重的地方。明末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是这样说的：嘉善赋额视各县独重，盖全浙之税莫重于嘉郡，而嘉郡之税莫重于嘉善。所以，史称“善邑粮赋之重甲于天下”。
正是鉴于粮赋的重压，大明朝的宣德年间，大理寺卿胡概才会以地广赋繁而奏请划分增县，在浙北原来的嘉兴、海盐、崇德三县新增了秀水、嘉善、平湖、桐乡四县。那年是公元1430年。
新增建县时，嘉善辖6乡20区207里。“因旧有迁善六乡，俗尚敦庞，少犯宪辟，故曰嘉善”（清光绪《嘉善县志》）。其实，迫于粮赋的重压，析置建县时的嘉善已经是“四境无不耕之地”。农耕、粮赋，是嘉善自建置之日起就亮给历史的一个胎印，是嘉善文化得以成长与传承的主要基因。
被选定为县治（旧时指县政府所在地）的魏塘是一个典型的粮食市镇
宋室南渡，让江南社会经济获得空前兴盛，市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被选定为县治的魏塘镇，是嘉善最早集市成镇的市镇，以三国东吴（222~280）的慈云禅寺和阿育王塔建设为标志，迄今有近1800年的历史。北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魏塘设镇，并置有巡司。元为魏塘务。明洪武元年（1368），从嘉兴县三七都内割四里设魏塘镇都，当是魏塘镇行政建置的元年。洪武三年（1370），改司、务为税课局。宣德初再改巡司。
宋末元初人方回在《古今考续考·卷十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文字：“予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吴侬之野，茅屋烟炊，无穷无极，皆佃户也。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假如亩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为中，亩以一石还主家，庄斡量石五以上，且曰纳主三十石，佃户自得三十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石之余。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醋、浆粉、麦曲、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祟钱，复买物货归售。”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交代了魏塘镇上佃农出售余粮的市场活动，告诉我们的便是，魏塘已经是一个典型的粮食市镇。由此，也可以论定魏塘四周主要的农耕作业便是粮食生产。至于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右之家”，因其“占田广，收租多”，自然不会如佃农这般售粮易物，“丰年大抵舟车四出”，粮食交易规模自是小农佃户不可攀比的。
需要解释两点：一是宋末元初嘉善尚未置县，魏塘地区隶属秀州；二是小农佃户自古以来一直是嘉善地区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力，或承租官府的田地，或租种地主家的田地。
魏塘在析置建县后成为县治所在。明正德五年（1510），在城东兴建了宾旸门、城西兴建了平成门。嘉靖三十四年（1555），修筑完成了周长1488丈的城墙，墙高三丈、宽二丈，有东西南北陆门四座、水门五座。墙外有濠，周于城，面阔六丈。
明清两朝都极度重视粮仓收储与皇粮漕运
作为天下粮仓之地，明清两朝都极度重视仓廒建设，有云：“军国所需在便民仓，养民之义在预备仓。”明宣德五年（1430）刚析置建县，就设建了便民仓，以后或迁建、或重建。清康熙十年（1671）知县莫大勋在重建粮仓后，于厅柱上撰有一联：“一粒悉属民膏，睹千仓万箱，当惜辛勤物力；五斗漫叨国俸，念三农九府，敢渝清白臣心。”道出了一代廉吏的悯农爱民、清正廉洁的真心真情。预备仓始建于明正统六年（1441），丰年收储，歉年出贷赈济。另外，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还在枫泾、干窑、王带、斜塘建有四座常平仓，用以储粮备荒，丰歉调剂。万历二十七年（1599），还建有社仓，主要用于灾年赈济。
嘉善收储的皇粮，明清漕运先由民运后改官运。清顺治二年（1645），罢白粮民运而改以官收、官兑，漕粮由官仓征收，官船直接运京。时西城门外“冬瓜湖”岸停泊漕粮船只108只，每船载米400石。漕粮启运时，只见樯帆林立，浩浩荡荡，热闹非凡。
一桩历经282年的诉讼公案
在明清两朝粮食生产的历史上，印刻着两桩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一是嵌田赔亏，一是浙东移民。
嵌田赔亏。析置建县以后，嘉善与秀水两县因嵌田的赋税负担，始终争执不已，以至造成了自明万历十二年（1584）至清同治五年（1866），历时282年的一桩诉讼公案。期间，上至嘉善籍工部尚书，下至知县、百姓，前后近百人共26次（明70人16次、清30人10次），围绕嵌田赔亏向府台、抚台、户部，直至皇帝讼求合理负担，其中御前诉状8次。同治五年，浙江巡抚马新贻上奏《请豁嘉善县丈缺田地摊赔银米疏》，户部允准豁除嘉善丈缺田地239顷每年所赔银3960余两、米3250石。
浙东移民。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因历时数年的“太平天国”战乱，加上战后瘟疫和连年的水、旱、蝗虫、寒冻等灾荒，全县人口由嘉庆三年（1798）的351902人，剧减至同治十二年的（1873）96478人，净减255424人。光绪初年，巡抚谭钟麟批准浙东客佃来境垦荒，专门设立垦荒局，来者颁发垦荒单，议定来垦荒的赋税只取十之五，或十之二三。来善垦荒的以浙东宁绍温台籍佃客居多，主要集居在魏塘、大云、大通、洪溪等地。到光绪十三年（1887），全县人口增加为54818户（其中客籍1080户、开垦客民400户）、226572人。浙东移民不仅带来了水牛等生产资料和精细的耕作方式，还带来了新型的果蔬生产。
（二）棉纱纺织，从家庭副业渐次成为集市商贸的重要载体
从魏塘到松江一带棉纺织业兴盛的现象
1995年版《嘉善县志·商业》有云：“明代，商品经济萌发，四乡土布闻名，魏塘已是土纱集散地。”明代，嘉善地区的棉纱纺织业繁荣发展的程度，后人常常是用这样两句民间谚语来形容的：“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两句谚语运用的是互文的修辞手法，相当形象地描写了从魏塘到松江一带棉纺织业兴盛的现象。有一首竹枝词是这样写的：“玉臂弯弯纺木棉，兼斤一百是庄线。织成不让丁娘子，只待苏松纱布船。”
明清时期，基于经济专业化分工，市镇类型分化也更为精细和成熟。魏塘便成为手工业市镇中的棉织业市镇的代表。明宣德五年嘉善建县时，境内魏塘、枫泾、陶庄等地，都已经设置有巡检司、务机构。其中，魏塘早在宋代就设有巡司，元为魏塘务，明洪武三年（1370）改税课局，宣德初再改巡司。枫泾镇在元代置巡司，并设白牛务，明洪武初罢巡司，改务为税课局。陶庄也在元代置巡司，并设陶庄务，明洪武初罢司改务为税课局，正统十二年（1447）移置斜塘。
枫泾因勃然兴盛而成为纺织业重镇
明朝中晚期，从魏塘到枫泾再到松江，沿华亭塘一线，分布着众多的纱庄布坊。在此，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地处魏塘与松江之间的千年古镇枫泾吧。
枫泾，在陈舜俞迁居于此之前，只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村庄，因紧临白牛荡，故称白牛村。宋神宗熙宁年间，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陈舜俞第三次辞官归隐，迁居白牛荡畔，志史云其“居秀之白牛村”。陈舜俞，字令举，是北宋著名的清官，也是著名的学者，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和司马光等都有交往。陈舜俞自号“白牛居士”，相传常坐骑着一头白牛，悠悠然地游走在湖荡岸边。“我骑牛，君莫笑，人间万事从君好。”这是陈舜俞写的《骑牛歌》，那纵情湖光水色、怡然自得的心态，让人好生羡慕和向往。
陈舜俞在白牛村生活了将近五个年头，于熙宁九年（1076）病逝。司马光、欧阳修等都有祭文吊唁。三年后，苏东坡还专程前来白牛村祭拜，并留下了被南宋诗人陆游评为苏东坡所有四十多篇诔文中“惟祭贤良陈公辞最哀，读之，使人感叹流涕”的《祭陈舜俞文》。
正如苏东坡的祭文所言，人们为感念陈舜俞一生的廉洁刚正，光明磊落，崇敬其如清风般的品格，后将白牛村名为“清风泾”。于是，便有了“风泾”之名。
枫泾镇志载：宋代，华亭塘口形成集市，初称白牛市。元至元十二年（1275），易白牛市为白牛镇，并设有白牛务，说明此时的白牛（即枫泾）已是相当繁荣发达的集镇了，所以，《至元嘉禾志》已将白牛镇名列在嘉兴的市镇之中。及至明清时期，枫泾因勃然兴盛的棉纺织业，成为与松江、魏塘、盛泽等齐名的纺织业重镇，有布庄（店）200多家，每日所出棉布，以万匹计。清人在《消夏闲记摘抄》有记：“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三）砖瓦窑业，随着淞沪开埠而迅速兴盛发达
砖瓦窑业生产或早于宋时就已开始了
民国25年，也就是公元1936年，嘉善籍考古学家张天方先生在《张泾汇宋末义民李太钧葛道抗元营垒遗址调查》一文中，对嘉善砖瓦窑业发展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叙述：“吾邑窑市，在未建邑前，以余藏‘秀州华亭县’一砖为断，当始于宋时，或尚在宋前，窑村成市在张汇，而不在今之干窑洪家滩等处也，故张汇附近，废窑垒垒……”
张天方的考古发现，倒是与志书上关于嘉善砖瓦窑业的记载相符的。明万历《嘉善县志》卷五“物产”载云：“砖瓦，出张泾汇者曰东窑，出干家窑者曰北窑。东窑土高，窑大火足，故坚完可用。北窑地卑，取土他处，又窑小闷熟者，故脆而易坏。”从中可以读出的内容至少有两点：一是明朝万历年间，张泾汇、干窑、洪滩等地都已有砖瓦窑业发展；二是张泾汇地势高，窑大火足，且砖瓦质量上乘，所以相对而言应该更加繁荣发达。
那么，嘉善砖瓦窑业到底起始于何时？我们暂且就依了张天方的说法也无妨。
砖瓦窑业的兴旺带来了全县市镇繁荣
嘉善砖瓦窑业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是在清末淞沪开埠以后。当时，沿江沿湖大批的商贾巨富和官僚士绅，纷纷进入苏、沪、杭等地，营建日繁，砖瓦需求猛增。清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三日《申报》载：“浙江嘉善县境砖瓦等窑有一千余处，每当三四月间旺销之际，自浙境入松江府属之黄浦，或往浦东，或往上海，每日总有五六十船，其借此以谋生者，不下十数万人。”县境之内，除干窑外，上甸庙、下甸庙、洪家滩、天凝庄、范泾、清凉庵、地甸、界泾等地渐次成为窑区，砖瓦窑业逐渐成为除稻粮生产外的第二大产业，在全县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批农民利用农闲制坯、搬砖，或受雇于窑主就业，收入往往超过其稻粮耕种的收入，有的甚至有数倍之多。依1995版《嘉善县志》中关于砖瓦窑业的专记云：“各类窑工之收入都较其他各业为优，其每月收入大致如下：烧工每月白米6.5石，装窑工6石，运工1.5石，窑师傅20石；坯农在春秋两季，一家男女老少分工合作，月可制坯三四万块，年可收入白米10石以上。”由于大量砖瓦窑货出运，估计全县收入最高的年份可达10万两黄金，远超大米外运的收入，是第一大宗的出境商品。正是砖瓦窑业的发展，以窑区为中心，干窑、天凝、下甸庙、清凉、洪溪等随之渐次兴盛而成为各路客商集聚的市镇。砖瓦窑业的兴旺与鼎盛，带来了全县市镇商业的发达与繁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