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梅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吞并整个中国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日军很快向江浙推进,从金山卫登陆后,扑向嘉善。对嘉善县城、西塘等地进行疯狂轰炸,突破中国军队109师和128师的奋力抵抗,攻占嘉善。1937年11月,嘉善沦陷,成为浙江省最早沦陷的县。于是,嘉善这个江南美丽的鱼米之乡,从此开始了那充满血泪的、屈辱的、被占领的历史。
然而,嘉善人民是不甘于做亡国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许多嘉善籍有识之士奋起反抗,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战之中。
张天方铁骨侠心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侵占上海的事变后,张天方先生根据形势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判断,日军侵占上海只是个起点,一定会马上西进,他判定日军将在上海之南的金山卫登陆,并把这判断发给了当时他的老友于右任,再由于右任转给南京政府,但没有受到重视。结果两个多月后,日军果然从上海侵占金山卫,向嘉善守军发起攻击。
张天方回到嘉善后,一腔报国的热血,总得有喷洒之地!此时他已50多岁,凭着铁骨侠心,与嘉善的戴文珍、嘉兴的抗日民众组织自卫队,拉起百余人队伍,在乡下打击日伪军。后由于日伪政府收买,又缺乏武器弹药,自卫队被迫解散。
不久后,张天方来到坚持抗战的浙西行署天目山地区,在那里积极投身抗日运动。天目山为浙西北山区,山高林深,日军难以到达。张天方在那里创办了天目书院,在坚持抗日斗争的同时,他利用个人优势,在天目山发起考古活动,还写下了许多抗战诗篇。
张天方在天目山的抗日活动很快被嘉善的日伪政府所知,逼迫他的家人给他写信,劝他回乡,还寄去了“良民证”。张天方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为国士不为细民,我为义士不为顺民。在山居官师之尊,受国家禄养三十余年,为人民望,为青年师,岂可降身作贼?屈膝作顺民乎?”信中还说,要他回乡可以,那要等到胜利以后,在中国县政府大堂上举行义民还乡隆重典礼,方可回去……
那时,仗着天目山地形复杂,杭嘉湖各县的游击政府都集中在这里,积聚力量,也集中了一些爱国抗日青年。张天方放弃了西南大学的邀聘,在这里肩负起教育青年的重任。他筹备并主持天目书院,后又成立了天目诗社、印社,为抗战营造舆论氛围。为纪念在抗战中阵亡的将士,浙西行署特设浙西忠烈祠,组织忠烈祠和忠烈衣冠墓建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天方。1942年9月,举行衣冠葬仪式,祭奠历史上浙西的英烈义士。那一天参加仪式的抗战青年和当地老百姓有两万人,是天目山自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
抗战胜利后,张天方回到嘉善,当时的省政府为了表彰他在天目山抗战的功绩和气节,赠送了一块“义方垂训”的匾额。
余十眉与汪精卫断交
1909年成立的南社,是个反清政府的进步文学团体,参加人员不少,其中不乏名人。在南社柳亚子、陈去病的介绍下,西塘的余十眉、蔡韶声等人加入了南社。当时的南社很复杂,方方面面的人物很多,曾刺杀清朝摄政王的汪精卫也在内。由于他的刺杀行为一时轰动,成为勇敢先驱的榜样。
余十眉是南社的重要人物,曾为新南社书记处书记,与汪精卫的私交甚好。余十眉的诗文很出名,汪对他很钦佩,余十眉对汪的勇敢作为也很推崇。
到了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占据了半个中国,为了巩固军国主义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扶植了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大汉奸。汪伪政府试图收买人心,鼓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为汪伪政府做事。汪精卫想到了余十眉,一再动员他到伪政府任要职,当时余十眉在上海竞雄女校教书。他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的文化人,怎能凭汪汉奸邪说而就范!当时整个中国最不齿的、最痛恨的就是“汉奸”两字。虽曾为南社同事,但志向已背,余十眉即在圈内宣布与汪断交。
然而汪精卫贼心不死,知道只要余十眉劝过去,许其一官半职为他所用,所产生的影响极大。于是又多次托人和余十眉联系,希望他能到汪伪政府任职。余十眉是个不愿多与人打交道的人,周围同事也知道此事,为了真正与汪断交,他辞去上海竞雄女校教师工作,只身离沪隐姓埋名,后来在嘉兴一所普通学校继续教书。
抗战胜利后,虽然南社早已散伙,成员各奔东西,但余十眉坚拒诱惑、与大汉奸汪精卫割席断交的美名流传四方。
丁聪创作抗日漫画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立即创办了抗日漫画期刊《救亡漫画》,每五日出刊一期,其发行量巨大,达两万份之多。丁聪,就是当时主要的漫画稿作者之一。
丁聪的父亲丁悚,也是位漫画家,是我国近代漫画的奠基人之一。父子俩同时有作品发表,为了以示区别,丁聪则以“小丁”署名。他在《救亡漫画》上发表过许多抗日题材漫画,最早的有《日本军阀的压迫与危机》,揭露日本军阀发动战争,强迫军人充当炮灰。
漫画非常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很多老百姓不识字,但看图画都懂,画的是日本鬼子的侵略行径和滔天罪恶,画的是中国人民的苦难,直接唤醒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一定要把强盗赶出中国!
年轻的丁聪画了一幅《流亡图》,令人想到歌曲《松花江上》,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大批难民为避免被杀戮,流亡到关内。随着战乱区的扩大,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各地都可以看到流离失所的难民。《流亡图》画了一家老少在流亡路上,不知道要去向哪里,脸上的恐惧和悲哀,是当年难民的真实写照。这幅画震撼了很多人的心。宋庆龄先生买下了这幅画,而且把它印作抗战宣传画,影响很大。
当时《救亡漫画》每期都有丁聪的作品,《文明的“金刚”》讽刺日寇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暴行,揭穿其虚伪的嘴脸;《战争的牺牲者是人民》映照出战争的残酷与无情,画面上用沉重的大炮压在人民身上,展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只有灾难。
上海沦陷后,丁聪又转战香港、四川等地,继续用他的画笔创作抗日漫画,用特殊的形式投入抗战。
戴大镕血洒乡土
沦陷后的嘉善,日寇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嘉善县城及西塘镇。当时的政府转入乡下,成了游击政府,有抗日组织“嘉善抗日委员会”,还有下属各区署。干窑的爱国人士戴大镕任干窑区区长。当时的县政府经常流动,一时设在铁路南,没有固定的所在。干窑在路北,因西塘被日军占领,干窑设立办事处,成为抗日副中心。
戴大镕是路北办事处主任,为日伪军眼中钉。1940年冬天某日,由于汉奸出卖,戴大镕住处暴露,日伪军从西塘出发,突然袭击,包围其住所并抓捕了戴大镕。他们以为抓到了抗日政府大官,将他公开押送嘉善,再到西塘,在船上游河示众。随后关进西塘文水小学内,严刑拷打,逼其说出游击区情况。戴大镕紧咬牙关,只字不露。日伪军又对其利诱,只要投降,可以保全性命,并有安定的工作。戴大镕宁死不屈,最后被日军用刺刀挑死,血洒乡土,牺牲在西塘马鸣庵东荒草地,年仅41岁。
戴大镕的壮烈殉国,彰显了嘉善人不畏强敌、英雄斗争的精神!
在漫长的艰苦斗争中,更有许多嘉善籍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留下许多动人事迹。“八·一三事变”后,当时在杭州担任杭州各界人士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的嘉善人项定荣,对抵制日货运动十分重视。杭州商界同业公会搜获大批日货,应众议决定当众焚毁。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项定荣力主销毁,以示抗日决心。有人出来劝阻,并贿赂钱财,遭到项定荣严拒,此举引来了装有两颗子弹的恐吓信。项定荣不顾自身安危,终将日货当众烧毁,大快人心。
还有许多小故事,如教育家胡蒙子不愿在沦陷区教书,不远千里,从宁波出发,到大后方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任职,在路上历尽艰难困苦,走了两个月方才到达。胡蒙子是位进步爱国人士,早在1925年在上海浦东中学任校长时,支持进步学生,并参加“五卅”运动。他在西南联大勤恳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嘉善。另外还有南社社员蔡韶声,因不愿为日伪政府做事,辞去小学校长职务,宁可失业在家。在途经日本岗哨时,不愿向日军鞠躬而遭毒打,意志不屈,铮铮铁骨,捍卫了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嘉善有多少仁人志士、爱国青年告别故乡和亲人,毅然走上抗战前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的凌云将军,外交家韩古农、韩诗农等都是在1937年奔赴延安的。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温这段历史,回首嘉善人在抗战中的感人故事,从他们身上看到坚强不屈的人格力量,他们是嘉善人民的骄傲!